导语:一群无比痛恨应试教育的父母,唯恐通不过没天理的考试;一群无比钟爱自己孩子的家长,整天琢磨着怎样虐待孩子。这,就是中国。这,就是当下的中国。没有童年,就没有少年,没有少年,则“少年中国”安在?

 

 

 

 

少年中国安在?!

 

一群无比痛恨应试教育的父母,唯恐通不过没天理的考试;

 

一群无比钟爱自己孩子的家长,整天琢磨着怎样虐待孩子。

 

这,就是中国。这,就是当下的中国——人人痛斥着体制的不公、名校的黑暗、教育的乖张、课本的老朽、师资的颟顸、“特长”的猫腻、拼爹的无耻……

 

但只要一个声音高叫着:进来吧,给你名额!立马就有无数膝盖放弃围观,放弃抗议,跪倒在矜持的校门前。

 

自己不咋地,却强迫孩子“只准第一”、只准“凤凰高枝”的风气已经蔓延三十年,终于演变成人人争先的超前阅读:“初中学高中课程,小学读初中课程,学龄前认字过百,入幼前数字加减……远远地,我们只看到一群群披头散发、口气浑浊的母亲拽着孩子奔跑,奔跑——“占坑”、报班、学文艺、考奥数、找关系、塞红包……

 

没有比我们更爱孩子了。因为只有一个。

 

没有比我们更整孩子了。因为只有一个。

 

“如果给他们快乐的童年,社会将给我们凄惨的晚年!”

 

于是,在人人知道的残酷下,人人玩得乐此不疲。就像贪腐的浪潮,人人痛斥着贪腐,也人人暗羡着贪腐,因为“适度贪腐,暗合民意”?

 

呜呼!如果中国的孩子没有童年,则推论一定是可怕的:没有童年,就没有少年,没有少年,则“少年中国”安在?!

 

一个出土就成年的社会,少年中国安在?!(主笔  胡展奋)

 

谁制造了教育恐慌

 

在饭桌、在微博、在论坛,他们一边在热议、热评、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,一边在相互打听、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,对所谓“减负”措施不屑一顾。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、烦躁甚至心口不一。专家们说,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。那么,这种恐慌从何而来?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?

 

9月,是传统的开学季,暑假的结束意味着新的一学年开始。

 

不过,对中国无数中小学学生来说,他们只是刚刚结束了“第三学期”,无论是“补差”还是“培优”,只有“暑”没有“假”,是这些孩子对暑假生活的总结。

 

尽管,早在2000年初,教育部就颁布了严禁中小学利用假期补课的“禁补令”,而且每到暑假之前,各地教育管理部门都会再次重申,但谁都知道,学校内部的假期补课屡见不鲜。对这些“顶风作案”的学校来说,若说全是为了赚点补课费,多少是有点“冤情”的——校长的压力不光来自上级部门,还来自不同意校方“放羊”的家长们,在他们中的不少人看来,不补课等同于不负责任。

 

显然,对很多教师来说,这个暑假跟往年一样忙得不可开交。老师在家开“小灶”是全国皆知的“秘密”,暑假期间,名校名师一天早中晚连轴上三至四场补习班是家常便饭。实事求是地说,不少老师也常常是身不由己,方方面面托来的关系、家长的再三恳求,使他们根本无法逍遥江湖。

 

如果说学校和在职教师的补课,多少还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,那么,社会上的各类补课机构的火爆程度是有目共睹的。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,大大小小的校外培训机构的暑期班人满为患,每场补习结束,校门外接送学生的车辆常常造成交通拥堵。

 

事实上,校外培训机构的周末市场的人气从来不输寒暑假。从形形色色的英语,被痛批、禁赛后改头换面的奥数,到语,数、外等主课的提前教授及同步复习……再加上钢琴、游泳等文体项目,从学前的准小学生到初三、高三的准毕业生,全年龄段、全系列、全方位、全需求,都可以在各种培训机构找到对应的课程。家长们热切的需求,使得中小学校外教育市场爆棚,使得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令人咋舌,据传,有主打“一对一”高端补习市场的培训机构正在迅速扩张,积极酝酿上市。

 

如今,有关教育的种种,或许是当今中国最容易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,具体如择校、课外班、与老师相处,宏观如教育体制以及最近出台的有人欢喜有人忧的异地高考。

 

在饭桌、在微博、在论坛,他们一边在热议、热评、热转对中国教育的批评和质疑,一边在相互打听、交流甚至较劲还该为孩子多报名哪个课外班,对所谓“减负”措施不屑一顾。城市里的家长们看上去焦虑、烦躁甚至心口不一。

 

专家们说,中国家长们正在陷入教育恐慌。那么,这种恐慌从何而来?是谁制造了教育恐慌?

 

沉重的起跑线

 

女儿今年该上小学了,父亲刘明(化名)早早开始准备,他打算让女儿进一家民办小学,这所小学在他们居住的上海市某区算是“名校”。尽管已经听说过“幼升小”考试的种种故事,面试场面还是让刘明意外——校园里满是焦躁的家长和表情凝重的孩子,大家排队等着老师叫名字,气氛就像是求职。

 

如果被叫到名字,孩子会被带到考学生的考场,家长则被带到另一个考场——学校不仅要考察孩子,还要考察家长,按照刘明的理解,主要是看看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是否重视。

 

面试出来,女儿告诉刘明,老师出了一道数学题:甲乙两个人数羊,甲给乙一只,甲乙的羊一样多;乙给甲一只,甲的羊是乙的2倍。问,甲有几只羊,乙有几只羊?刘明理工科博士学位,但女儿的面试题居然一时难住了他,后来回家列了方程式才算出来。

 

刘明的经历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家长体验,如果不是陪孩子迎考,家长们难以想象上小学要经过这样的竞争。在这一代家长的记忆里,只要到了入学年龄,父母就会把自己送进小学,升学压力至少要到中考才有体会。

 

升学竞争的低龄化,在最近十多年中愈演愈烈,教育主管部门注意到这样的现象,试图改变现状,但效果显然不好。2012年5月,国家教育部发布《3-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》(征求意见稿)(下称《指南》),详细说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应该知道什么,做到什么。《指南》指出,5-6岁的学龄前儿童,“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”。对于识字数量、拼音知识、英语能力等某些“幼升小”考试内容,《指南》没有提出要求。

 

某些“幼升小”的试题远远超越《指南》要求,但就算家长意识到考试太难,为了进好学校,该学的还是得让孩子学。

 

一边埋怨考试“变态”,一边为孩子考试准备——各种家长论坛里,随处可见如此纠结着的家长们。

 

某家长论坛上,一位妈妈讲述了带孩子考小学的经历。这位妈妈说,原本以为孩子小不懂压力,当孩子得知没有通过一所小学的考试后,哭得特别伤心,她才突然感到内疚,不该让孩子过早参与竞争。

 

“幼升小”如此,“小升初”竞争更甚,原本以普及教育为初衷的义务教育阶段,充满了残酷竞争的气氛。入学时“打破头”,入校后,竞争从“拼爹”转移到孩子“拼成绩”,“减负”常常流于口号。

 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对全市33所中小学二至八年级的121名学生进行了一个调查,调查结果发现,学生每天在校时间随年级上升而上升,最长的达到10小时,最短的近7小时。所有核心课的周课时数都要超过课程计划,语文课超出最多,各年级都超出1节可以上,到了五年级要超出将近两节课。“名校”的平均周课时数为38,要比一般学校高出3.27。

 

为了进好学校,有人“裸考”,有人靠“关系”。“没想到从幼儿园就开始拼爹啊。”一位3岁女孩的父亲,无奈地感叹。他从业于媒体,人脉关系算得广泛,但在给女儿报名上海一家区重点幼儿园时,还是深感艰难。

 

尽管教育部门三番五次禁止择校,要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,但家长们总是有办法区分学校的优劣,并动用一切能量让孩子进入那些掌握优质资源的学校。

 

这种鉴别能力和“弄”进好学校的本事,是暧昧和含混的,其中的奥妙,让缺少“关系”的老外无所适从。一位居住在上海的韩裔美国作家,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网站上,撰文讲述了她的儿子在上海择校的困惑。这位女作家不想让儿子上“国际班”,因为这种班常是成绩较差外籍学生聚集的地方。但如果想进较好的公办学校,女作家没有“熟人”。最后,她的儿子进入一所普通公办中学,她和儿子慢慢知道,在这样的学校读书,很可能无法考入理想的大学。女作家最终无奈放弃了让孩子在中国读书的实验,选择去英国上学。

 

中国家长显然没有如此多的选择,因此,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,他们必须完成的任务,是区分好学校、好班级,然后将孩子“弄”进去。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初衷是减轻学生升学压力,但事实上,这一政策客观上让竞争转入“地下”。

 

(本文来源:新民周刊作者:黄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