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清时期郁闷自守的社会氛围

/余秋雨

     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,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,是一种系统的设计,严密的包围,整体的渗透,长久的绵延。 

    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,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。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,废除宰相制度,独裁全国行政,随意滥用暴力,大批诛杀功臣,强化社会管制,实行特务政治。这么一来,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,而社会气氛如何,则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 不仅如此,他还直接问津文化。他在夺权战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,又深知掌权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。他发现以前从科举考试选出来的文官问题很大,因此经过多年设计,他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。那就是:文官必出自科举,考生必出自学校,考题必出自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,阐述必排除己见,文体必符合八股,殿试必掌控于皇帝。这么一来,皇帝和朝廷,不仅是政治权利的终端,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,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。

     这一套制度,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,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、皇家仆役,几乎不留任何空隙。

     当文化本身被奴役,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,而是全体文人了。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围墙,被统一了话语,被划定了路线,被锁定了出口。时间一长,他们由狂躁、愤怒而渐渐适应,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“文化——官僚系统”。也有一些人会感到苦闷,发发牢骚。尽管这些苦闷和牢骚有时也能转化为不错的思想和作品,但无可讳言,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,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。

     与此同时,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:“文化——官僚系统”的文人,不惜杀一儆百。例如,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,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。朱元璋听说,就把他们全杀了。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,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一个又一个的“文字狱”,使中华文化从最高点上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。

     “文字狱”的受害者,常常不是反抗者,而是奉承着。这个现象好像很奇怪,其实也很深刻。奉承,未必被接受;受迫者,也未必能够证明反抗过。这中间没有等号,不能进行直接推理。

     例如,有人奉承朱元璋是“天生圣人,为世作则”,他居然看出来,“生”是暗指“僧”,骂他做过和尚,“作则”是骂他“做贼”。又如,有人歌颂他是“体乾法坤,藻饰太平”,他居然看出来,“法坤”是暗指“发髡”讽刺他曾经秃发,而“藻饰太平”则是“早失太平”。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,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。这些人的下场尚且如此,稍有一点不同见解的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。

     恐怖培养奴才,当奴才也被诛杀,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。

     据我判断,一个极权帝王主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,多数不是出于自己的披阅,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。例如前面所说的由“法坤”而联想到“发髡”,就明显的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的痕迹,而不太符合朱元璋这么一个人的文字感应。

     文化鹰犬与朱元璋的特务政治密切呼应。当文化鹰犬成为一个永恒的职业,“文字狱”自然得以延续,而恐怖也就大踏步走向了荒诞。荒诞的恐怖是一种无逻辑的恐怖,而无逻辑的恐怖正是世间最严重的恐怖。

     恐怖对于文明和文化的残害,是一切没有经过恐怖的人难以体会的。在恐怖中,最后连最高统治者本人也可能弄假成真,他也感受到了恐怖。只有一种人轻松自由,那就是那些文化鹰犬。他们没有个人履历,没有固定主子,更没有固定立场,也没有固定话语,永远随着当下需要不断地告密、揭发。他们的告密、揭发常常很难被人理解,因此又充当了分析批判、上纲上线的角色。

     这种角色兴于明代,盛于清代。在近代的兵荒马乱间功用不大,成为一个芜杂的存在,而到了“文革”时期又大行其道。直到今天,坊间还能看到少数孑遗,只不过早就更换了立场和话语罢了。若要排排他们传代系列,一直可追溯到朱元璋所培养的鹰犬队伍,这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产。 

     朱元璋在发展经济、利益民生、保境安民等方面做了很多好事,不失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有能力、有作为的皇帝,但在文化上,他用力的方向主要是负面的,留下的遗产也主要是负面的。

     他以高压专制所造成的文化心理气氛,剥夺了精英思维,剥夺了生命尊严,剥夺了原创激情,后果非常严重。例如,连科学技术也难于发展了。明代建立之初,中国的科技还领先世界,但终于落后了,这个转折就在明代。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者已经认识到,文化气氛能够左右社会发展,对此我能够提供的最雄辩例子,就是明代。

     到了清代,“文字狱”变本加厉,又加上了满族统治者威胁汉族知识分子的一个个所谓“科场案”,文化气氛更加狞厉。一个庞大国家的文化灵魂如果长期处于抖抖索索、趋炎附势的状态中,那么,它的气数必然日渐衰微。鸦片战争以后的一系列惨败,便是一种必然结果。

      由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,以儒学为工具,尤其以朱熹的理学为旗帜。看上去,这是大大地弘扬了儒学,实际上,却是让儒学产生了严重的质变。因为这样一来,一种优秀的文化被迫与专制暴虐联系在一起了,让它呈现出一种恃强凌弱、仗势欺人的霸气。其实,这并不是儒学的本来面目。

     在朱元璋之后,明成祖朱棣更是组织人力编辑《四书大全》、《五经大全》、《理性大全》,并严格规定,在科举考试中,《四书》必依朱熹注释,《五经》必依宋儒注释,否则就算是异端。你看,连注释都规定死了。不仅如此,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又把宋儒所设计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如“三纲五常”之类,也推到极端,造成很多极不人道的悲剧。

      朱棣在如此推崇儒学的同时,又以更大的心力推行宦官政治和特务政治,如臭名昭著的“东厂”。这也容易让儒学沾染到一些不好的味道。由此,产生了两方面的误会。

       一方面,后代改革家出于对明、清时期极权主义的愤怒,很自然地迁怒于儒学,甚至迁怒于孔子本人。面对“礼教吃人”的现实,提出要“打倒孔家店”。五四时期就出现过这种情况。

      另一方面,不少人在捍卫、复兴儒学的时候,也不知细致分析,喜欢把它在明、清时期被禁锢化、条规化的不良形态进行装潢,强迫青少年背诵、抄写、摹拟,营造出一种悖世的伪古典梦境。直到今天不断掀起的“国学热”中,仍然有这个毛病。

      总之,不管人们如何褒贬儒学,直接着眼的往往是它的晚近面貌,也就是明、清时代的面貌。

       其实,早在明代中期,儒学因朝廷过度尊崇而走向保守和陈腐的事实,已经充分暴露,于是出现了王阳明的“心学”。如果在明代前期,“心学”不可能问世。但是经过一个世纪的折腾,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越来越严重,而最高统治者也不再有朱元璋、朱棣那样强势,朝廷已经处处捉襟见肘。在这种情况下,一位笃信儒学,只是要对儒学作一些不同于朱熹的解释,同时又是一位帮着朝廷有效处理社会矛盾的将军学者,就有了思考空间。

        王阳明认为,知和行是同一件事,目标是“致良知”,也就是通过个人修养挖掘出人之为人的天赋道德。这种天赋道德也就是天理,因此心和理也就成了同一件事。这种理论,洗去了朱熹理学外加的庞大规范结构,让一切规范都出自于内心,出自于本真。这就大大强化了儒学历来比较薄弱的内在心理依据,凸显了其间的善良根基,弘扬了“知善知恶”、“为善去恶”的文化责任。而且,他的理论表述,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哲学品味,果断、严密、平易、优雅,实在是明代文化浊雾中的亮丽一笔。

      王阳明是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嫡传远孙。这不禁让人会心一笑:王羲之的这一笔,实在拖延得相当漂亮。

      王阳明写字也学他的远祖笔意,我曾为计文渊先生编的《王阳明书法集》写过序言。但有一点内心嘀咕没有写到序言里去,那就是,他那么会打仗,为什么笔力上却比他的远祖柔弱得多?相反,他的远祖虽然顶着一个军事名号,多少年来一直被叫做“右军”、“右军”的,却毫无军事方面才能的佐证,只是强大在笔墨间。难道,这是一种拖欠了一千多年的双向戏谑和双向补偿?

      明朝是在王阳明去世一百一十五年之后灭亡的。又过了八十年,已是清朝康熙年间,一些知识分子反思明朝灭亡的教训,把目光集中到高层文化人的生态和心态之上,重新发现了王阳明的价值。当时的朝廷知识分子李光地说,如果早一点有王阳明,不仅朱棣的“靖难之役”成不了,而且岳飞也不会被“十二道金牌”召回。王明阳这样的“一代贤豪”有胆略,有智慧,有执行力,在绝大多数高层文化人中显得孤峰独傲。

 

      那么,明代的绝大多数高层文化人是什么样的呢?李光地以最有“气节”的方孝孺作为分析对象。方孝孺一直被世人看作是旷世贤达、国家智囊,但当危机发生,要他筹谋,只见每一步都错。大家这才发现他才广意高,好说大话,完全无法面对实情。但发现时,已经来不及了,他所拥戴的朝廷和他自己,顷刻一起败亡。

      明代高层文化人的生态,被概括为一幅对联:“无事袖手谈心性,临危一死报君王”。也就是大家都在无聊中等死,希望在一死之间表现出自己是个忠臣,是个英烈。平时如果不袖手旁观,最关心的也是朝廷里边人事争逐的一些细节,而且最愿意为这些细节没完没了地辩论。有时好像也有直言抗上的勇气,但直言的内容,抗上的理由,往往琐碎得不值一提,甚至比皇帝还要迂腐昏聩。

       笔锋犀利的清初学者傅山更是尖锐指出,这种高谈阔论又毫无用处的文化人,恰恰是长久以来养成的奴性的产物,因此只能称之为“奴儒”。他说,“奴儒”的特点是深陷沟渠而自以为大,只靠前人一句半句注释而自称“有本之学”;见了世间事物无所感觉,平日只讲大话空话,一见别人有所作为,便用各种大帽子予以扼杀。傅山实在恨透了这么一大帮子人,不禁破口大骂,说他们是咬啮别人脚后跟的货色

     相比之下,更深刻的是黄宗羲、顾炎武、王夫之、唐甄这些文化思想家。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出了中华文明种种祸害的最终根源是专制君主,是那些“独夫”,因此号召文化人把人人应该尽责的“天下”与一家一姓的王朝严格区别开来,不要混淆。一家一姓的兴亡,只是私事;天下民众的生死,才是公事。

      这一些思想,是对明朝以来实行的极权统治和文化专制的否定,可惜的是,清朝并没有听他们的,比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这些文化思想家自身,也想不出自己还能做什么。

      这些文化思想家,同样系统地反思了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集体病症。黄宗羲说,儒家学说本来是经天纬地的,后世儒者却只拿着一些语录做一些问答,就顶着一个虚名出来欺世了。他们把做生意的人说成是“聚敛”,把做实务的人说成是“粗材”,把随兴读点书、写点文章的人说成是“玩物丧志”,把关注政事的人说成是“俗吏”。那他们自己呢?一直以什么“为生民立极,为天地立心,为万世开太平”这类高调掌控天下视听。但是,一旦真的有事要他们报效国家,他们则“蒙然张口,如坐云雾”。这样的情况一再发生,给世人造成一个明确的印象,那就是,真正要建功立业,必须走别的门路,与儒者无关。

      这又一次触及到了儒学在明末清初时的社会形象。

      与李光地不一样,这些文化思想家对朱熹、王阳明也有很多批评,认为他们的学说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,却无救于社会弊病。因此他们希望中国文化能够摆脱空泛,增加“经世实学”的成分。

     遗憾的是,究竟是什么样的“经世实学”,他们也不清楚。他们像一群只会按脉却因此内心最为闷。

        本来,明代有过一些大呼大吸,是足以释放郁闷的。例如世纪初期的郑和下西洋,十六世纪晚期的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华。这样的事情,本来有可能改变中华文明的素质,进一步走向强健,但中华文明的传统力量太强硬了,它终于以农耕文明加游牧文明的立场避过了海洋文明,也在半推半就的延宕中放过了欧洲文明。这种几乎是必然的选择,使明、清两代陷于保守和落后的泥潭,严重地伤害了中华文明的生命力。